工程配资 1956，他们正年轻

2026年8月24日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歼轰7飞机总设计师陈一坚同志工程配资，因病医治无效，在西安逝世，享年96岁。70年前，他曾与一群志在航空报国的年轻人聚集在沈阳，成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的成员。

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70年前，一同回忆航空设计大师们的年轻时代。1956年8月2日，当时的二机部四局王西萍局长发布了《关于成立飞机、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》，决定于8月15日起成立飞机和发动机设计室，并任命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，黄志千和叶正大为副主任。

在设计室筹建过程中，从各厂设计科调集了多名主管设计员一级的技术骨干，同时又从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中录用了一批年轻人，就这样，飞机设计室组成了一支平均年龄仅22岁的设计队伍，这支队伍与当时分布在航空领域各单位的航空设计师，一起组成了一个光荣的群体——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！

风虎云龙，一时多少航空英杰。

徐舜寿：宗师风范，天下英才皆爱之

航空设计室初创时，团队里真正搞过飞机设计的人只有徐舜寿、黄志千、陆孝彭几人。

作为带头人，时年39岁的徐舜寿迅速作出决定：必须尽快建立设计队伍，通过几个型号的设计和试制，既能部分提供给空军使用，又可以培养设计队伍和工厂的试造能力。

徐舜寿

于是，飞机设计室成立不到一个月，新机设计工作就开始了。当时空军还没有提出新机设计战术技术要求的部门和相应机构，没有人提战术技术指标，也没有人给设计室规定任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飞机的设计要求就只能由设计室自己提出。

经过仔细论证，徐舜寿决定设计一型中级喷气教练机，这便是著名的歼教1飞机。

在开始设计歼教1飞机时，徐舜寿要求新设计员要详细了解几种米格和雅克飞机的结构，搞襟翼的就要看这几种飞机襟翼的图纸；搞座舱布置的，就要看这几种飞机座舱布置的图纸；在熟读了几种相同部件的结构之后，再进行设计。他形象地说这是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”。但为了不让我国自己设计的飞机变成米格飞机的仿制品，徐舜寿还要求大家广泛收集其他飞机的资料，采用多方案比较的方法来分析各种不同设计措施的优劣，以便探索出一条独立设计的道路，进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但不要唯米格论”的设计思路，要求设计人员熟知所负责部件的各种方案，在设计时可以参考米格型飞机的构造，但不能抱着不放。

徐舜寿的这条理论，奠定了此后中国飞机设计师的团队底色。

黄志千：推陈出新，歼八战机开拓者

徐舜寿的搭档黄志千，当时已过不惑之年，是团队中最年长的人。但接到命令后，黄志千便立即带着年轻的顾诵芬、程不时先行出发，到沈阳组织工作。顾诵芬回忆黄志千时曾说：黄志千真是有心搞飞机的人，他在英国学习、生活时积累了很多资料、杂志，回国时怕超重就把广告撕掉，只留正文，带回整整几大箱。

黄志千

这些资料有多重要呢？飞机设计室组建之初，黄志千提供了他从英国带回来的一本《飞机设计室手册》，其内容包括：制图规则、设计室机构、材料、工艺、表面加工、设计数据、螺接件和单位换算表共8章，在当时什么实用的设计工具书籍都没有的情况下，这本书给设计人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参考依据。

此外，黄志千还将他在英国手抄的《飞机设计规范》AP-970和用描图纸描的Derwent（达汶）发动机的推力曲线提供出来，为后面歼教1装用的喷发1发动机的研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在工作上，黄志千也起到了表率作用。顾诵芬后来回忆黄志千时曾说：“每次试验，他都在场，像守望自己孩子一样，观察战机的一举一动。”黄志千曾带领设计人员一起梳理试验现象数据长达两个月，确保了战机两侧进气设计的可靠性。

而他的搭档叶正大则这样评价黄志千：他是一位知识面很宽、有着丰富的飞机设计经验的老专家，对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面对诸多难题，总会有很好的想法、建议。

叶正大：为国担当，从车间到设计室

与徐舜寿、黄志千不同，1956年，叶正大尚未到而立之年，刚刚归国。

一年前，叶正大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，学校在他的毕业证书上用俄文写着“取得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优秀成绩”。在教育部留学生司等待分配时，司长对他们说，现在中央决策要研制原子弹和导弹，方针是“两弹为主，导弹第一”，组织上的意见是要你们回到苏联去继续深造，学习原子弹、核能技术。

叶正大

但叶正大等人感到新中国刚刚成立，国家十分困难，当时每年的钢产量只有90万吨，航空工业、机床制造工业都非常落后，于是决定尽快投入社会主义建设。后来叶正大被分配到沈阳飞机制造厂（原松陵机械厂，简称112厂）前机身组装车间当了一名工艺员，从此成为航空工业战线的一名战士。

走马上任后，徐舜寿、黄志千、叶正大三人抓紧开展人员调配和机构设置等工作。

陆孝彭：矢志归来，历万难铸成强五

徐舜寿在中央大学时比陆孝彭高三届，后来，两人一同出国留学，是比较熟悉的朋友。1956年，徐舜寿力邀他到飞机设计室并肩作战。36岁的陆孝彭没有丝毫犹豫，很快便北上沈阳。

陆孝彭

飞机设计室的机构是在主任设计师下设立各专业组。最初，总体和气动为一个专业组，陆孝彭为组长，后来，总体和气动分成了两个组，陆孝彭被任命为歼教1主管设计师。

作为技术主管，对于各个分系统、结构部件或设备所提出的设计方案，陆孝彭需要作全盘论证。在处理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时，他除了能看到问题表面所存在的矛盾以外，还通过类比性思维，对“冰山水面以下的部分”有所感觉，抓住问题要害，提出启发性的解决办法。

在设计方案中，陆孝彭还不止步于采用较成熟的技术，稳步发展，而是寻求新的突破，挑战新技术。

歼教1的设计，就体现了这一特点。当时的空气动力和总体组有意选用了英、美飞机通用的两侧进气方式，而不是沿袭苏联飞机常见的机头进气布置：从长远看，机头部分是适宜于安装雷达天线的部位，而雷达对于现代作战飞机是至关紧要的。教练机虽然不必安装复杂的雷达，但是掌握这种两侧进气的设计技术，对将来设计高性能的军用机很有用处。

陆孝彭与他设计的强5C战机

陈一坚：东南西北，逐飞豹不惮奔波

到了晚年，陈一坚依然能记起26岁那年，叶正大招他去飞机设计室的那天：

“我记得那天，叶正大来到哈尔滨122厂。他看了一下我们设计科几个人的档案，又听了厂里的介绍，就相中我了，要调我到第一飞机设计室。”

陈一坚

叶正大问陈一坚：“国家有这个需要，你又是清华学飞机设计的，工作这几年表现也挺不错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第一飞机设计室，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？”陈一坚立刻回答：“当然有兴趣！我就是学飞机设计的，也是奔着设计飞机这条路来的!”

几天后，叶正大就给陈一坚寄来了一封信，欢迎他去飞机设计室工作。尽管陈一坚那时刚成家不久，但为了实现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这一愿望，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刻背起行囊到沈阳报到。

据陈一坚描述：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，我们三四个组都在一个大房间里，密密麻麻的，一个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完了。总共才108个人，他们也管得过来，而且接触比较多，讨论也比较多。当时参加这一型号飞机研制的108人都憋足了一口气，非要造出自己的飞机不可，所以人们管我们叫“梁山108好汉”。

“梁山108好汉”在112厂的一排简陋平房里，苦干50天，于1958年3月末完成了歼教1的生产图样。

当时的陈一坚是机身组设计员，负责气密座舱后面的主框设计。用他的话说：我们完全是从原始吹风开始，从总体开始，歼教1的设计全是中国人自己干的。

陈一坚与他设计的“飞豹”战机合影

屠基达：三线巨擘，歼七之集大成者

与陈一坚一样同一时期从哈尔滨122厂调往沈阳飞机设计室的还有屠基达。

据屠基达回忆：成问题的是没有强度规范。开始时，在黄主任（黄志千）的指导下，强度组长冯钟越同志着手从歼5的强度计算报告及静力试验任务书中的有关数据和飞机情况来反推。

大家开始打样，的确不知道从何着手，都缺条件，都等着，徐主任（徐舜寿）于是又跟大家讲，大家都要动手干起来，不能光等着给你条件，因为这期间，各设计专业之间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要相互提供情况，相互协调，逐次逼近。机身的协调关系最多，徐主任希望我自己动手打样，取得实践经验。我按他的意见，决定自己铺开图纸打机头气密舱前这段结构的样。因为这段结构没有歼5结构资料可参考，歼教1是两侧进气的，机头特设舱、前轮舱等必须自创。

这期间，徐主任常坐到我的图板前，指导我的打样，逐渐使我理解了：制造是从零件开始由下而上最后总装的，而设计是从总装开始的，部装、段装到组合件，由上而下一直到详细设计出零件图。打样即设计总装图，以结构为主，把结构、结构的运动和系统安装融合在一起，并把结构传力系统弄清楚，估算和确定主要结构材料和尺寸，供第一轮强度估算，落实分配结构重量，然后再反复修改直至定案。